五毛初级培训教材——迷魂文法

将网友们所列举的几种常见的脑残文法综合起来,以供有关人士对照阅读
在这里,特意向参与这些文法整理的原创网友们致敬!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请拿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T,gun,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幼右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该鸡蛋被一小撮不会下蛋的母鸡煽动导致变臭

A:这鸡蛋真难吃。
B: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A.这鸡蛋真难吃。
B.中国的鸡蛋就难吃,美国的鸡蛋就好吃?卖国贼!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的鸡蛋好吃,你去呀,看不核平了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中国的鸡蛋已经可以打败美国的鸭蛋,自豪!

A.这鸡蛋真难吃。
B.祖国的鸡生的蛋,再难吃我也不嫌弃!

A.这鸡蛋真难吃。
B.外国主子给你多少钱,你在这儿胡说?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竟敢说我们养鸡场的鸡蛋难吃?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A.这鸡蛋真难吃。
B.端起碗吃蛋,放下筷子骂娘,不知好歹,忘恩负义,无耻!

A.这鸡蛋真难吃。
B.难吃的鸡蛋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鸡蛋是好的,是优秀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少数不法分子在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别有用心的煽动,你想干什么?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谣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的鸡蛋都是合格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媒体能客观报道。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看,有些人的鸡蛋不怎么样,我们的鸡蛋好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正确的导向是我们养鸡场之福,错误的导向是我们养鸡场之祸!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们养鸡场处于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基本养鸡方法二十年不动摇!

A.这鸡蛋真难吃。
B.我们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养鸡场,让母鸡下出有自己特色的蛋!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虽然口感差了点,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如果擅自引进一只美国蛋,我们的吸收系统和胃的承受力乃至整个内分泌,恐怕都会崩溃的。——理性左派学者。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这只鸡蛋难吃和地震无关——地震专家。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有国外敌对势力擅自对我国鸡蛋说三道四——刘建超。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中国鸡,加油!——中国爱国青年。

A,这只鸡蛋真难吃。
B,鉴于北京食客无理取闹地说鸡蛋难吃,我们两次赴京说服劝解,无效。——上海警方

A:这鸡蛋真难吃。
B:这是近日网上有人别有用心的造谣。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是少数不明真相的人,怎么可能难吃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国福民强,你杂不换鸡肉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没有一只蛋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就无权对蛋说三道四!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清的蛋好不好吃,清朝人 民最清楚

A:这鸡蛋真难吃。
B:想想旧社会,穷人连饭都吃不上,每天咽糠吃野菜,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你要好好珍惜啊

A;此鸡蛋真难吃
B;这是鸡下蛋的初级阶段,要吃好鸡蛋,要到高级阶段,这初级阶段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作者:佚名

张雪忠: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反权贵则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显然没有用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贵,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尽管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而且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治,而所谓权贵,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这只是权贵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也不是以权力手段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人类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治经验,在在都表明,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并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虫,去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坚韧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应该尽可能以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温克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 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在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经过多年观念交锋和辨析,在中国支持自由和民主的人群中,堂而皇之的素质论已经比较少见,但各种改头换面的精致的素质论还是屡见不鲜,比如指责公众缺乏正义 感,指责公众不作为等等,尤其在特定事件中这种论调依旧十分流行。在这里,需要重复韦伯那句名言:一个国家的落后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指责民众的素质。

对素质论的否定,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区别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的异同,精英群体和公众角色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公众大部分时候对政治是无感的,冷漠的,甚少卷入的群体,而政治精英,是把政治当成一门主要兴趣甚至是职业的人群,反过来也可以说,任何严肃对待政治事务的个体,也都可以成为 政治精英。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转型过程中,这种角色感更加关键。

政治精英如果不能有恰当的角色感,就会缺乏政治担当,丧失改变政治制度的勇气,使得那些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的政治制度可以持续存在。正如张雪忠先生说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一边宣扬自由的理念,一边又将政治视为畏途,或是以清高的姿态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连最理解,最相信自由主义的人,都不愿通过政治行动把它变为政治现实,那还能指望谁去这样做?如果热爱自由的人总是远离政治,那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遭受敌视自由者的统治。”

因为知识结构和视野,政治精英对未来趋势演变会有更早的感知,因此也会有更早的参与和投入。参与政治转型的精英往往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草根抗争领袖等构成,这个精英群体的出现,某种意义上,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是对社会演变趋势的一种表征。精英个体的影响力只是入场券,真正要发挥作用的是多个精英形成的一个阵营,或者是一个明确的结构,这种政治精英结构将在一系列社会变迁剧目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精英群体的基本任务是借助各种场景,把各种政治矛盾,各种政治冲突通过政治担当表现出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这种角色差异巨大。在威权国家,出于对风险的考虑和回避,大部分政治精英往往沉溺于一些过往的剧目,比如启蒙,比如观念之争,他们迟迟不肯切换到政治对弈的角色中来。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考虑,大部分政治精英也都有搭便车的心态,希望等到一个更安全的时机,再全力投入。克服恐惧,放弃犬儒心态是政治精英们必须要过的一个心理关口。

经济自由化,观念更新和僵化体制同时存在的社会情境,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运动正在如泉水般涌动,政治精英不但需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而且要在关键时候提供领导力。考察一百多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人们看到转型剧目没有定式,变化层出不穷,但除了像不丹等极少数国家的转型方式之外,大部分国家的转型,其中必然会有的一幕是大规模公众在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广场聚集,向独裁者示威,要求推翻非民主政 体。有诸多因素催化了这个场景的出现,其中一些是偶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治理灾难等等,这种事件往往是由怨恨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参与公众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

 

只有精英结构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往社会运动中注入政治元素,通过政治话语对运动进行再导向,逼迫威权体制进行政治上的回应,确保社会运动取得政 治上的价值。一场社会运动,如果两三天之内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政治诉求,这场运动基本上就是回天乏力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同样的是,在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中 妥协和退让是可以承受的,因为这并不会根本性的颠覆威权体制,为了化解社会压力,威权体制会快速的祭出替罪羊,给予虚假承诺,从而消解社会运动的压力。

因此这就需要民间政治精英和执政者争取对运动的表征和塑造能力。通常来说,体制的妥协和退让是对民意的重大刺激,参与者会共享一种成就感,他们之前的忐忑不安和恐惧,此刻会一扫而光。如果这个时候精英结构能快速提升诉求层级,把政治议题注入,这就是精英群体推动的剧目升级,这个时候,可能形成对社会更大的刺激,能卷入更多的人群。25年前的64运动,就可以看到这种明显轨迹的变化。

在必要的时候,政治精英群体还需要领导运动的退出。如果反复评估下来,特定的社会运动无法对抗当局的镇压,社会运动面临失败。那么政治精英就审时度势,领导运动退出。社会运动场景中,长期聚合在一个群体之下,群体的集体意象已经在个体当中确立,很少有人愿意此刻偷偷的溜之大吉。但是不容否定的是,个体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感已经十分浓厚,往往需要通过更刺激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恐惧感,这个时候,群体渐渐失去理智,群体绝望之下,会有一种宁死不屈的英雄豪迈感,因此精英结构必须通过恰当的宏大叙述来抚慰公众情绪,确立抗争价值,然后宣布胜利,埋下伏笔,结束运动,可以把群体运动的退出变为某种象征性胜利的盛大仪式。

即使在实质意义上,某次社会运动失败了, 但是如果精英群体如果能有效把人群带离,一方面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无谓的人员伤亡和牺牲,另外也让强硬派的镇压失去借口,失去对象,使得强硬派的存在价值降低;二来也会重新刺激威权体制内部的温和派力量的高涨,使得他们有机会重新出来主导局面;三是向更广泛的社会宣示实力和形象,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群体,这是一个能有效动员和管理的群体。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 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

上述这种精英群体和社会运动的互动结构,当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是可以通过多次实践达到的。

社会民众运动当然并不是凭空起来的,其推进过程中也会产生和运动进程相对应的组织和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是受害者家属,利益相关者,或者道义领袖,但这些领袖往往缺乏对政治事务细致的思考,未必十分清晰社会运动本身和政治制度变化的关联,因此诉求有限,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有效的给运动提供领导,这是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的感受。

 

但是如果在他们的视野里,事先不存在一群有威望的,有社会影响力的政治精英,那么他们就无法让渡这种政治角色,他们被 迫扮演一个他们没有准备好扮演的角色,这个过程中角色偏离和扭曲就正常不过了,也因此会给运动带来伤害,也浪费了很多宝贵的转型机会。

只有提前亮相的一群政治精英能填补这个角色空缺。这个提前亮相的政治精英群体,往往是经过良好教育,有清晰理念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教授、作家、 知名律师、媒体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层等等,他们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启蒙的主要场域,他们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土壤松动的表征。不过这些积极的社会变化也会误导精英本身,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的自然演变,以为可以凭借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形态,自然的就从威权过度到民主体制。和这种幻觉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理论,包括 改革、改良主义、渐进论、社会建设论、非政治的政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放在其各自对应的情景中,都有价值,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这些都不是政治变革的替代 品,政治问题必须要政治化解决。

因此社会再怎么发育,经济再怎么增长,公民社会再怎么壮大,都是为了一场政治决斗进行铺垫,这是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和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决斗,政治决斗不一定是暴力的,但却不可能是双赢的,这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要么维护威权体制的力量胜利了,要么民主派胜利了,没有中间状态。也因此,这场决斗其实十分残酷,如果民主派没有赢得这场决斗,那么结果就是暴政继续存在,亿万民众福祉受到威胁。 因此有志于推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精英,必须有对结果负责的坚定意志,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这场决战。

精英结构虽然很难形成,但在大规模社会运动到来之际,精英个体可以明确自己的风险承担指数,自然的形成一种分工和协同。有最大意愿和最大风险承受能力的细分人群,去做那些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也 就是体制设立的禁忌和红线,比如政治组织,象征性的抗议,影子政府,而其他次级风险承受者,则给他们提供后援,传播他们的思想,向公众宣讲他们的存在,这必须是一个长期而反复做的过程,政治信号的传递必须依赖一定的密度和频率,才能有效的穿透传播障碍,打破公众的认知阈值,让他们形成某种明确的角色感知。 借助科技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效率大大提升,一般的政治行为都能及时有效的传递到大量关注公共事务民众。总之,民主化转型虽然充满风险,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给社会带来巨大回报的事业,值得政治精英们付出所有的智慧和精力。

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2014年1月26日初稿,4月3日修订

莫之许:反对的道路与中国的未来

1989年的悲剧事件既结束了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也使得民间异议反对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在1980年代活跃的积极分子不是流亡海外,就是身陷牢狱,又或者是星散在国内各地;在惨剧过后的数年内,积极分子们也缺乏可资利用的言论平台和活动空间。在可见的公共空间中,异议反对似乎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但是,1989年民主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为壮阔的一次全民运动,残酷的镇压并未能将所有积极人士一网打尽,残余的地火仍在燃烧,高压态势和资源的匮乏,使得积极分子们更多地选择了秘密活动的方式,并试图通过结社的方式凝聚仅存的力量。

这一尝试很快招来了严厉的打击,1992年,中共先后抓捕了“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胡石根、刘文胜以下数十人,并给予了最高20年的重刑。在此后几年中,又将魏京生、王丹、李海、陈西等人送入监狱,经此持续打击,64后中国大陆仅余的异议反对力量更加陷入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1998年中共15大前后后,为了申请加入WTO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共做出了一系列的姿态:流放魏京生、王丹;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废除反革命罪。。。在所谓的小阳春政治气候下,全国各地的异议反对人士开始尝试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1998年6月25日,以浙江为发端,在多地民政厅递送了申请书。中共经过短暂的观望,展开严厉打压,自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以下,数十人被判处最高14年的重刑。

整个1990年代,承继1989年镇压而来的高压政策仍在继续,对于一切有组织反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1980年代积累起来的反对资源几乎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中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挑战。此外,1992年开始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政治反对力量的再度崛起。

新极权体制下的反对空间

中国异议反对运动确实陷入到了长期的低潮当中。但是,中国的异议反对力量并不曾完全沉寂下去。与1990年代的政治高压相伴随的,是中共所推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未如许多人指望那样朝向东亚形态的威权体制转化,体制权力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对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控制,这一新极权或者后极权成功地实现了其维稳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化全球化的现实运行也为中国的异议反对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存活空间。

首先,市场化全球化削弱了中共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对社会力量的垄断。1992年邓南巡之后,一方面,中共仍然维系着统治集团的统一、继续占有关键性资源、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努力控制社会,并表现出适应新情势的韧性。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单位和公社的束缚而流动起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掌握在私人手中,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也涌现出来数以千万计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在统治集团的统一性、整个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比例、吸纳社会精英的能力、对社会的控制等四个方面,都呈现越来越弱的态势。这一变化削弱了直接控制体系的效能,并使得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困难1。

其次,正是有鉴于上述态势,中共越来越将其统治建立在直接的控制体系之上,也就是俗称的维稳。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维稳体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改革前支撑这一社会控制体系的,是威权体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随着上述四方面条件的改变,执政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调整为有选择性地对一些被认为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直接控制。由此建立了“维稳体制”, 提出了“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维稳体制开展的工作,包括国内保卫部门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控制,各级政府的截访,层层包干的维稳责任等。

1989年之后,这种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体系,作为控制社会的主要方式,运行得相当成功,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然存在的。随着时月的流逝,原本强烈的政治恐惧正在消散,敢于抗争的人数增多了,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方法不再那么游刃有余了。以强力手段为后盾的预防措施,也与威权体制所推行的法制进程之间存在矛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并提升了抗争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利于抗争者获得社会同情。随着抗争人群的扩大,即使是惩治手段也未必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此外,相互支持的人际网络也降低了对风险的估计,参与者不仅有望得到人际网络的救助,也使得被打压成为一种荣耀,甚至是可积累的政治资本,这也促成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冒险。对2006年初维权绝食群体的打压没过两年,声势更加浩大的零八宪章运动就出现了,而在重判刘晓波之后,中国民间抗争的势头也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这表明,以强力为后盾,以预防为手段,被称作刚性维稳的社会控制手段,尽管在198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成效显著,但却呈现效能下降的趋势,体现出威权体制韧性背后的局限。

最后,市场化、全球化为的现实运行为中国的异议反对提供了新的资源、平台和技术为有组织抗争的涌现提供了可能。

1、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主要环节之一是对言论表达的压制:通过主管主办制的媒体设立规程,禁止非官方媒体的出现;但官办媒体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开办了以满足民众资讯需求为目的的“市场化媒体”,相当多“市场化媒体”的从业者并不具备体制身份,他们具有一定的职业理想,愿意主动地宣传和倡导一些价值理念,由此,尽管仍隶属于官办媒体集团,“市场化媒体”还是为有别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化表达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平台,使得威权当局的言论控制日趋失效。

1990年代末期,网络舆论开始兴起,由于官方管制的相对滞后,网络舆论在短期之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迭经BBS、博客和微博等多种平台的聚合,网络舆论已经取得了相对于官方媒体乃至市场化媒体的优势地位,而相对而言,网络舆论中,亲自由化的言论又占据了优势地位。

2、法制维权;原有的直接控制体系越来越不敷应用,威权当局不得不将法制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并于1990年代后期正式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目标,作为其威权体制的重要补充。

作为治理手段的法制体系,犹如一柄双刃剑,也给予了民众一定的保护。在利益被剥夺和表达被压抑的情况下,民众除使用传统的信访手段外,也逐步开始利用现行法制所能提供的手段进行“依法抗争”2,“维权”这一崭新的词汇被创造了出来3。

由于维权群体涉及人数众多,阶层芜杂、议题广泛,不仅催生了以维权案件为专职工作的维权律师团体,也有相当多的民众从主张自己的利益转变为了职业的维权人士,此外,维权运动还将知识分子、NGO社会活动者、媒体人等等卷入了进来,形成了若干可成长的维权“微生态”。在这个松散的微生态系统中,大家具有高度的价值共识,他们主要通过人际联系和互联网进行沟通和动员,他们之中有具有很强活动能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精英人物,因此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近年来,如因北大孙东东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围观行动、福建三网民案件法院围观行动等等,都展现出维权微生态日益增长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3、政治异议;既便是在严酷的政治控制之下,政治异议人士依然存在。1989年事件之后,催生了一批异议人士。网络的兴起让很多普通民众得到了启蒙而成为异议人士或同情者。异议群体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组织,但他们会进行频繁的联系,积极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和维权活动,对很多问题以发表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态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发起了如《08宪章》运动。这个群体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定,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从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道义领袖。这个群体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比如刘晓波、胡佳不断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

抗争网络的浮现

尽管在当局的严厉控制之下,公开化的抗争活动仍处于分散化状态。但通过互联网和现实的人际交流,各种抗争力量能彼此相互联系,在具体的典型性事件中进行集体性的抗争行动。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抗争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抗争不再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事,而会得到网络中其他力量的支持。

在目前,可观察到的把分散的抗争者联系起来的动员方式有两种,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动员。威权体制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有危害的人际交往实施隔离和孤立,但互联网的出现有效打破了这种封锁。网络已经成为最及时的信息发布平台、最尖锐大胆的言论平台,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动员平台。维权民众、政治异议人士和各种社会活动者迅速地发现了这一便利工具。从2000年开始,带有政治异议色彩的网络签名开始兴起4,并于2008年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08宪章》这份囊括了上述三个方面活跃人士的签名文本诞生了,随即获得了数以千计人士的响应。

同时,在时政类BBS、政治话题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群组里,人们充分交流,彼此熟识,一旦时机成熟,又走到线下,面对面进行各种名目的带有政治意味的聚会,如聚餐、举办研讨会、开办讲座,进行各种“围观”行动。

中国抗争民众走向联合的第二种途径是人际联系。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互联网上的充分交流,以及对具体维权事件的参与,抗争人士之间开始彼此熟识起来,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群体,这就为通过人际动员采取一致行动提供了可能。

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维权事件,一个个网络连接的微生态环境,逐步串联成了彼此相通相连的人际网络,也拥有了包括零八宪章在内的相对清晰的政治主张和身份认同,各种迹象表明,一个社会抗争网络正在浮现,并已经开始对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发起挑战。

异议反对运动与中国的未来

抗争网络的浮现能否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对运动,并通过持续的施加压力以达成民主转型?这一类似台湾民主转型的前景有没有可能在大陆出现?从上述分析来看,应该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前提是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有其基本的法制底线,对异议反对有最基本的容忍。

但是,现实却正好与之相反,自1989年以来,执政者运用直接控制体系控制社会,压制了反对集团的兴起,在目前为止仍然相当成功。面对正在浮现的社会抗争网络,后极权体制则采用网格化维稳的方式加以应对,这一意图,在2011年初针对“茉莉花行动”行动的打压后显得格外清晰,通过将一个个积极分子交付一个个网格加以约束控制,有效地限制了积极分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和联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一致行动的产生,减少了社会抗争网络对后极权维稳体制的挑战。

在这一情形下,民间抗争网络在打压下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暂时放慢了脚步。联合—压制—再联合—再压制的螺旋上升进程受到了强力打压,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由民间抗争网络顽强发展并最终完成其街头化、组织化的动员整合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人们期待的通过有组织抗争的渐次扩大,实现权利的渐次落实,并相对平稳转型的期望,已经被网格化维稳体制降到了最低。

在网格化维稳之下,无论怎样乐观地看待民间抗争网络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威权压制,民间抗争网络的规模及其拥有的社会支持都很弱小,而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不期而至,在民间抗争网络实现街头化组织化,又或是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出现之前,因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无序暴力很可能先期而至。

拉萨、乌鲁木齐、瓮安、石首、陇南等大规模群体事件表明,因为偶然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聚集,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暴力倾向,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大,一旦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征兆显现,那么,10倍乃至更高于此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这样的群体性事件走向无序暴力,威权当局将别无选择,唯有使用强力镇压的方法。

强力镇压将可能引发内外两种效应,外部世界可能会因镇压的严酷而选择制裁,这将进一步加剧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而对内,强力镇压也会强化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的地位,并附带对民间抗争网络的压制,中国将进入到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状态,与1989年后不同的是,无论怎样压制,社会力量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主能力,面对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在有组织抗争被压制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将可能是分散而带有暴力特征的城市游击,以及随时爆发的小规模骚乱,中国将由此进入到一个威权压制与零星反抗此起彼伏的长期动荡时期。

也存在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乐观的可能。即上述的群体无序暴力对体制的冲击,可能带来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威权体制内部由于最高统治权位随着代际更迭不可避免的削弱、以及追求集体领导所带来的权威分散,加上多年来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地方权力上升,加之无序暴力的威胁在前,威权体制面对大规模有组织抗张,很难统一其意志而出现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一次大规模有组织抗争促使威权体制放弃其全面控制,允许自由化改革的可能性。而在这个时候,长期的异议反对运动将为民主转型提供不可缺少的道义资源和组织基础。

(本文主体内容来自笔者与苏振华博士于2010年8月间完成的论文“退化的威权体制与有组织抗争“,最后部分中笔者对网格化维稳及其后果的分析,则是独立完成的,对原文有较大修正)

郭飞雄的逆袭:起诉广州天河看守所并要求国家赔偿

已经被广州天河看守所非法关押将近两年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于6月23日对广州天河看守所提起行政诉讼,起诉天河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脱光衣服接受人格侮辱式的检查。 


    
    对于起诉的原因,郭飞雄在《我为什么要起诉看守所——杨茂东(郭飞雄)口述》中表示:“是为了帮助在例行安全检查中屡屡遭受脱光衣服侮辱的天河看守所全体在押人员讨回公道。人的尊严是人做为精神存在物的高贵性的证明,是比粮食、比军队还要重要的精神第一需求。因此,无论出于何种权宜之计的考虑,都不能证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人格侮辱为正当。”
    
    此外,郭飞雄在看守所遭受虐待,因此要求国家赔偿。郭飞雄说:“因为这八位法警在2014年8月1日、9月12日、11月28日三次开庭的来回途中,强行给我戴黑头套,一再严重侮辱我的人格尊严。而且,每次都给我反戴背铐予以羞辱,同时还故意将手铐脚镣戴得很紧,吃在肉里不断磨蹭,每次都在我的手腕和脚踝处造成大片血红的刮痕和勒印。”
    
行政起诉状

    
    原告:杨茂东,又名郭飞雄,男,1966年8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20102196608026318,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新江大路8号,现因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指控显然不成立)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C110监室。
    
    被告: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下上社5号院,负责人所长,电话:020-85660731
    
    案由:监所行政管理违法
    
    诉讼请求:
     1、确认被告在2015年3月25日和4月28日两次例行安全检查时强迫在押人员脱光衣服的行为违法;
    2、要求被告永远放弃使用脱光衣服侮辱人格的安全检查方式。
    
    事实与理由:
    原告因被指控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指控明显不成立)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C110监室。2015年3月25日、4月28日,被告警员在例行安全检查时,强迫在押人员脱光衣服接受人格侮辱式的检查,这种羞辱在押人员人格的检查方式严重违法而且是完全不正当的。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原告本人及其他在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制止被告继续使用此违法且有辱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安全检查,故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受理,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详细的起诉理由见附件《郭飞雄:我为什么要起诉看守所》)。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原告:杨茂东(郭飞雄)
    
    代理律师:张磊(签字)
    
    电话:13910707905
    
    2015年6月23日
    
    附:
    
    1、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起诉书》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
    
    2、陈进学律师与孙德胜会见笔录一份证明被告实施了所诉的违法行为;
    
    3、原告委托李金星律师代为提起的控告文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实施了所诉的违法行为;
    
    4、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申请法院调取被告监室监控视频可以证明被告实施了所诉的违法行为(原告已经向被告提出要求被告保存当时视频);
    
    5、对律师授权委托书原件、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原件、律师证复印件各一份。
    
调取证据申请书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
    本人诉天河区看守所监所监管行政违法一案,被告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有监室的监控视频予以证实,由于原告及代理人均无法直接取得被告所保存之监控视频,故申请法院依法调取。
    
     申请人:杨茂东(郭飞雄)
     代理律师:张磊(签字)
     2015年6月23日
    
我为什么要起诉看守所——杨茂东(郭飞雄)口述

    
    是为了帮助在例行安全检查中屡屡遭受脱光衣服侮辱的天河看守所全体在押人员讨回公道。
    
    人的尊严是人做为精神存在物的高贵性的证明,是比粮食、比军队还要重要的精神第一需求。因此,无论出于何种权宜之计的考虑,都不能证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人格侮辱为正当。
    
    临上飞机前的安全检查比看守所和监狱的安全检查要重要得多,但绝不会采取脱光衣服这种严重侮辱人格尊严的方式。不要说看守所关押的大多是未决的嫌疑人,就是对于看守所和监狱的已判犯人,也不能践踏其作为人的尊严,“痛恨其罪行,保护其人格”是所有代表社会执法的公务人员必须遵守的文明规范。
    
    在被关进天河看守所的早期,每逢例行检查,我的心都高度收缩,虽然警察对我比较文明,但看到其他同仓被脱光底裤侮辱,我都感到好像自己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由于入所时曾绝食25天且头三个月被强行剥夺会见律师的权利,我无法立即采取法律行动维权。我曾花数月时间,耐心劝说当时的监区长林管教和管C110的张管教作出改变,林管教和张管教较为文明善意,接受建议并这样做了。看守所李教导员后来对此表示肯定,他还专门向甑管教打过招呼:C110和部分监室实行差异化管理,安全检查时不要脱光衣服。至于我要求在全所范围内普及这一措施的建议,则未得到回复。
    
    然而,这一小小的“人权改进”却在3月25日被甄管教和其他两位B监区管教凶暴的破坏掉。他们对C110在押人员脱光衣服侮辱,尤其对敢于反抗的老吴进行“性戏耍”的恶行已被公诸于众。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几位盘据一方、上司武力管治的“刺头”警察的失控行为。但具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诸如此类的警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在中国见惯不怪,不能说全部,但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第二暴力机器不仅相对于文官、更相对于主权的人民已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有多少警察执意于通过向民众动用或威胁暴力,对当事人实施凌辱、殴打或压迫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对于这些遭受权力病毒和暴力病毒的双重侵蚀、深陷于施暴逞威的变态快乐中难以自拔的警察而言,让他们尊重人权,无异于“虎口夺食”。请看,每当中央一台播放司法改革、平反冤案的新闻时,看守所警察就立即调台。基层干警对人权法治话语本能抗拒如斯,企图依靠官僚体系推进法治国家,无异于“缘木求鱼”。
    
    “权利”本质上是一个动词,它的现实状态是由积极的履权和遭侵权后积极的维权所肯定的积极内容。尤其是转型时期仅仅获得纸上的权利的公民,如果不通过排山倒海般的具体的法律维权行动,用实力逼迫官权从霸占已久的民众权利空间中退出,并在屡经“玩火烧手”后学会对民众权利的尊重,那么,公民的纸上权利就永远无法转化为地面上的现实的权利状态。
    
    护民权、压官权,请从“民告官”开始,请把“民告官”的法律潜能用到极限。对于滥用暴力和暴力擦边球、严重侵扰普通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第二暴力机器,对于肆意践踏公民最基本的人格尊严的刺头式或恶霸式警察,尤其需要随时祭起法律的武器。
    
    用人权法治行动帮助中国社会消除暴戾之气,是目前状态下见证自由民主主义者善意、建设性、操作力的有效方式之一。
    
    2015年6月
    
国家赔偿要求书

    
    赔偿要求人(受害人):杨茂东,又名郭飞雄,男,1966年8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20102196608026318,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新江大路8号,现因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指控显然不成立)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C110监室。
    
    赔偿义务机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赔偿要求:
    
    1、就其法警故意虐待和伤害行为赔礼道歉;
    
    2、对实施虐待和伤害行为的法警依法惩治,并约束其法警不得虐待任何被押送人员;
    
    3、为赔偿要求人治伤,并依法赔偿精神损害。
    
    事实与理由:
    
    赔偿要求人因被指控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案件由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因参加庭前会议和两次开庭,分别在2014年8月1日、9月12日、11月28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法警押解往返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和天河区法院,这三次押解,赔偿要求人均遭到了负责押解的法警的虐待,虐待方式为戴黑头套、手铐反铐、戴脚镣,而且故意将手铐和脚镣戴得非常紧,以致压迫了赔偿要求人手、脚的血管和神经,每次都导致手、脚红肿、勒痕明显,特别是脚镣紧压造成了左脚脚踝局部麻痹,至今无法复原。
    
    实施上述虐待行为的法警的警号分别是:2014年8月1日:XY00692,FJ441151,FJ441152;9月12日:44110231,44113491;11月28日:XY11225,44110231,44111267,44113493。
    
    以上虐待行为以及伤害后果,有应赔偿要求人要求保存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值班室电脑内的当时照片为证。
    
    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护赔偿要求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故依法提起国家赔偿,请赔偿义务机关依法予以赔偿。(详细理由见附件《郭飞雄:我为什么要状告天河法院八位法警》)。
    
     此致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赔偿要求人:杨茂东(郭飞雄)
    
     代理律师:张磊(签字)
    
     电话:13910707905
    
     2015年6月23日
    
    附:
    1、天河区检察院《起诉书》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2、赔偿要求人委托张雪忠律师代为控告法警虐待的法律文书证明天河法院法警虐待的事实;
    
    3、现存于天河区看守所值班室电脑内的赔偿要求人被虐待伤害的照片,证明赔偿要求人被天河法院法警虐待的事实;
    
    4、郭飞雄:我为什么要状告天河法院八位法警;
    
    5、对律师授权委托书原件、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原件、律师证复印件各一份。
    
我为什么要状告天河区法院八位法警——杨茂东(郭飞雄)口述

    
    因为这八位法警在2014年8月1日、9月12日、11月28日三次开庭的来回途中,强行给我戴黑头套,一再严重侮辱我的人格尊严。而且,每次都给我反戴背铐予以羞辱,同时还故意将手铐脚镣戴得很紧,吃在肉里不断磨蹭,每次都在我的手腕和脚踝处造成大片血红的刮痕和勒印。这一切都有当日拍下的照片为证(照片保存在看守所值班室电脑内)。脚镣的折磨还使我的左脚正面出现小区域的神经麻痹,长达三月之久。这些肉体尤其是精神折磨,的确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士可杀不可辱,作为人权捍卫者和自由民主推动者,我甚至无法守护住自身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我的愤怒是深沉的、难以抑制的。
    
    极权体制下的权力崇拜已毒化了无数人的灵魂。在没有现实的制约屏障的情势下,权力由任性步入肆无忌惮。即使最小的权力,也会尽最大限度的使用。八位法警尤如德国党卫军对犹太人滥施暴虐、聊以为乐一样,不放过任何一次对我这个推动自由民主的“异端分子”进行羞辱折磨的机会,不过是这个到处充满着官吏对民众的刁难、欺凌的人压迫人的机器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要通过绝不放弃的持续性的法律行动,追究这八位法警的相应责任。只要这些公然叫嚣“就因为我不懂法,法院才会招我”且屡教不改的败类依旧充斥着中国大大小小的司法机构,中国的普通公民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尊严和人权保障可言。自由力量,只有通过程序化或补救程序化的积极维权行动展示的公民力量,才是官权唯一听得懂的话语。
    
    附八位法警的警号是:
    
    2014年8月1日:XY00692,FJ441151,FJ441152
    
    9月12日:44110231,44113491
    
    11月28日:XY11225,44110231,44111267,44113493。

李方平律師:屠夫每天提审三次,笔录做了49份

 李方平律師6月19日会见屠夫吴淦小记 
    
     2015年6月17日(周三)下午,我到福建永泰看守所要求会见屠夫吴淦。接待警官又是故伎重施,说等通知吧!但我們已经了解到,永泰看守所在押人员才百把人,17日上午也就两位律师过来会见。我对不能及时安排会见表示质疑,接待警官解释“正在提审”。当晚,看守所警员通知:经领导批准安排6月19日上午10点会见。这是辩护律师的第三次会见,每次都遭遇恶意“48小时”。 

    在福州住宿两晚,6月19日一早赶往永泰。到达时间尚早,我在山脚下的竹林中等待看守所。从竹林中抬眼远眺,红旗之下的“听党指挥”标语依稀可见,成为看守所最显眼的标志。
    
    10点开始安排会见,接待警官提出需要寄存所有物品,他们提供纸和笔才可以会见。我严肃予以反驳:你们太过了,首先你必须拿出法律规定或者是本所内部规定,因为全国没有任何看守所这么做。你们永泰看守所对别的律师肯定不会这么做。为何因人因案,区别对待?经过一番论辩,接待警官改口律师可以拿自己的文件袋,但要进行所谓“违禁品”检查。最后,接待警官小心翼翼的检查出两张纸(家属向屠夫问好),说这个你存一下,有事口述转告吧!
    
    进9号律师接待室再次见到屠夫,他依然神采奕奕、有说有笑、侃侃而谈。话题从身体、心态开始,散漫式的。
    
    屠夫自我感觉还不错,只是肠胃不太好,有点拉稀,其他都能适应。我们这种人,什么苦没吃过,这里空气很不错,权当放松自己。告诉娃娃,我天天俯卧撑、拉腿,身体更好了。进来后,每天大致审讯三次,笔录已经做到第49份了。本周北京方面也过来了,没谈案情、只谈态度,主要是说服教育认罪。
    
    坐牢不是自己想回避就回避得了,我现在就在预备,做好最坏准备。虽然进来时间不长,我已经见了大概不下20个方方面面提审的人,每天还跟管教、同监打交道,现在很有灵感,脑袋里正在构思《坐牢宝典》,出来以后把它整理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说到《坐牢宝典》,屠夫突然想起为山东任自元进行人道捐款的三个网友,自己答应过他们捐款后,会奉献一本《墙国宝典》,可是前段时间关注的事太多太多,现在又给弄进来了。希望律师转达自己的歉意,出来以后还会履行承诺。关于为良心募款、为辩护律师募款的事,自己明白的很,对得住天地良心。
    
    虽然身陷囹圄,屠夫还非常关切外面的人和事,譬如王宇律师怎么样?当得知王律师也被新华网等官网官微抹黑、污名化时,他不以为然的说:“抹黑,一两次有人信,现在天天抹,还有多少猪头信?”。
    
    在会见过程中,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没多久会见室就冲进两个警官询问情况,可见会见监控之严密和重视。屠夫非常平静的含笑注视,可能他已见怪不怪了。警察出去后,屠夫谈到现在自己会见和审讯都在固定的律师会见室和讯问室里。警方审讯时,尤其北京方面过来审讯时,笔记本电脑都会开启录像。他担心自己的表述,尤其针对所谓受害官员个人的一些聊天会被剪辑公开,从而再度被抹黑。
    
    李方平
    2015年6月22日

温克坚:分解共产党

除了宪政民主、互联网、维权等经常性话题外,作为政治转型障碍的中共本身,也是关注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不管喜欢也好,嫌恶也好,中共仍然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分析和解剖这股政治力量,了解它的某些运行机理,推测它可能的政治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切实地评判民主化的阻力和动力, 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改变人们对民主化的不必要的悲观心态。 

   中共是什幺呢? 以中共的巨无霸尺寸,以中共纷繁复杂的各种面孔来看, 要清楚描述它当然很不容易,不过长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轮廓。 

今日中共的轮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个独裁政党,号称有7000万党员,历史罪孽深重,倡导经济改革,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已经基本破产, "专制发条已经松懈," 正逐步蜕变成一个权贵利益集团,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碍。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宪政民主与中共理念并不兼容, 民主化总是意味着独裁党的瓦解,加之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要进行现代化政党的成功转型,无疑是高难度的政治动作,成功的几率相当低。 

不过切换到现实的视角, 这种认识和判断过于简单,过于粗糙,忽视了很多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忽视了现实政治与民主化暗流相互纠缠的互动轨迹, 而这种忽视的最大社会危害,就是提高了人们对政治转型的难度和成本的评估。为了抵消这种认知错误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应该尽量抑制住对一个极权体制的情感性厌恶, 而通过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理性探讨来重新审视这些认知。 

第一个问题:中共是怎样的一个政党?

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中共是一个专制集团。不过,正如我反复强调的现实视野, 今日的中共毕竟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政党已经很远,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义"就已经是中共的典型特征了。虽然,中共内部不时表现出"左"的原教旨冲动,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 

从中共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猫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搁置姓资姓社、不当头外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国外交;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共出台的种种新理论之频繁,已经构成泛滥成灾的景观,既前言不搭后语,又让人眼花缭乱,这在非常在乎思想统一的中共执政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尔流传于网络的中共高官的内部讲话,就更会感到现在的中共已经蜕变为只有利益而没有思想的执政党。 

现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党内思想混乱,殊不知,搞乱党内思想的祸首恰恰是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最近,网络上对震动国内外的陈良宇案的众说纷纭,就是这种思想混乱的最好见证。以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陈良宇言论辑要",将这个胡锦涛钦定的腐败高官变成了思想开放、信奉市场、敢于抗上的开明高官。(附正义党通讯)

虽然,中共党魁的这些说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权力斗争的成分,但起码也折射出不争的事实: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共也像整个中国一样,充满了何去何从的焦虑。首先,道义合法性已经越来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权的危机感;其次,失去强人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中共具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再次,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统治的未来。所以,这些纷繁提法的走马灯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间力量不必给予中共的这种努力以任何掌声,但是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变化为中国民间力量成长提供了主要空间。通过十多年的权利启蒙和新观念传播,通过"六四"后从未间断的民间反对运动,更通过近年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张力和实力优势, 任何有着起码政治理性的独裁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训政", 从而降低其统治的暴戾之气。 

第二个问题: 中共是怎样的一个利益集团?

泛泛而谈,说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大概也不错,但是严谨地推敲起来,这个判断也存在很多漏洞。从世俗利益的角度来看,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七千万人能够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难相信,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当范围大到包含七千万成员的时候,它还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行。世界上存在着比中共更巨大的组织, 比如各种宗教组织,但是这些宗教并不以世俗利益为黏合剂的。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有过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马克思教义已经没有多少动员能量了,即便是负责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绩标准,也不再是为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而是为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奋斗。因此,更加客观的说,中共是多个利益集团的综合体,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同样分享到特权利益,事实上, 大量的普通党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甚至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综合体内部, 则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竞争和利益对立. 比如党和政府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的权贵家族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竞争。这里仅简单阐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竞争。(用读者本人的经历,是对此论最好的注解,我在这个党呆了三、四十年,整个过程都处在诚惶诚恐之中,尤其是"四清"、"文革"期间,"狠斗私字一闪念",从未得到任何好处,相反处处受到打压,最终下决心在一九九二年元旦与它分道扬镳。)。 

分权式的经济改革, 财政体制的联邦主义特制,中共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从现在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为了对抗这种地方化倾向,中共高层采取了复杂的人事政策,同时运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观调控、银行系统的垂直管理、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甚至通过中纪委进行有选择的反腐败手腕来打压地方势力。可以说,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已经让地方日益强壮起来之后,现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权了。但集权体制特有的代理链条过长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经过层层选择性处理之后,甚至会消失于无形的抵制之中,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这个利益竞争中,地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地方势力可以运用执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优势,有选择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通过欺骗高层来维护地方和小团体的利益。通过这些竞争,高层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实,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是一个现代政治词汇,如何规范这种利益集团的行为,这种利益集团如何寻求内部竞争规则,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演变过程。因此, 如果非要说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幺我们发现:一方面,它的统一行动能力越来越弱,政令效力层层递减,制度性内耗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与宪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时,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否定,而是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特殊论,在私下场合表示认同,在与西方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也会采取非常灵活的说辞。甚至也有象刘亚洲这样的军事将领在网络上发表很开明的言论。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期待,中共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与宪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纵向分权等有内在的契合性。 

中共从阶级斗争向利益竞争的转变是一个惊人的跳跃,这种转变自然导出对现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摩根所说的"如果统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种宪法的制约,那幺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派系之争、混乱和暴政。" 那幺,什幺制度才是利益竞争的的最佳出路呢? 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以剥夺既有利益为诉求, (参见拙文: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给予无序的利益竞争以一个合法性的规则。对那些已经腰缠万贯的中共权贵而言,即便他们短视到完全不考虑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他们也要面向未来筹划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考虑如何长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竞争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规则的竞争远比无规则的争斗更安全。要不然,权贵们决不会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 

第三个问题:中共必然会瓦解吗?

也许,通过分析中共领导层对此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表面看来, 中共高层对中共的历史命运的关切尤其突出,他们甚至发出"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警钟。但是仔细解读之下,中共高层对中共命运的关心是值得质疑的.一个组织, 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准则,但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已经破产,如果是真正关心中共未来命运的领导人,应该是给这个组织注入蕴涵自由人权公正等的现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现代型的政党,而不是贻误很多宝贵的历史机遇, 20多年来在政治变革方面无所作为。 

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共高层的这种"警钟长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博弈策略。高层通过敲打亡党的警钟来对地方诸侯和政治对手进行政治讹诈, 通过这种讹诈来抑制和约束中共这个肌体内部的离心倾向,同时打压中共党员的理性化思考,通过愚弄中共普通党员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捆绑效应,以增加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种捆绑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其实,中共成员的大多数,所在的岗位并不是政治性的岗位,他们是职业官僚,公务员,事务或技术型的专家,甚至是学术专家等等。这些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变迁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那幺大,他们的利益和收益并不是来自中共的党员身份,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的关系,中共体制才有意识地把他们给捆绑进去了。要统一这幺多复杂成员的共同预期,高层就必须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无意识,以恫吓那些企图另搞一套的党员,来提高那些意欲推动中共本身的政治转型的成本。近年来,中共党内流行的所谓"沉船论",就是为了强化中共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向心力。而事实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从利益的角度讲,把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在利益主导的今日中国,一个下岗或失业的普通党员,或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对党魁的位置毫无作用,他又怎幺可能与胡锦涛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 在信念忠诚已经崩溃的今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讹诈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作为中共的一员,他们既然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信道影响中共中央,那幺他们凭什幺要从内心效忠这个党中央!对于中共最高代表的党中央,不要说广大党员没有归属感,就是官员也没有归属感。因此,他们也并不在乎中共是否会瓦解。恰恰相反,他们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财产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国外护照等等。实际上,他们很多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了对中共的离弃。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才不会傻到为了一个抽象的组织而陪葬。 

这些图景的存在提醒我们,有些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中共权力的延续性,实质上只是保持中共内部特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性,而那些离权力核心比较远又具备一定实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准血缘型的政治竞争规则的,那幺,简单的追问中共的未来命运就显得多幺无趣。

在强化这种"瓦解"的共同预期方面, 民间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评为标志的舆论战,虽然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但是这种道德压力因为忽视了中共内部的差序格局, 因此能催化的变革动力也许是有限的.某种意义上,中共当局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压力进行"沉船论"的内部讹诈,从而增强中共内部对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着调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万成员的分离的竞争的利益特点,而仅仅满足于把中共给扁平化和符号化,甚至不惜以编造谎言来进行道德讨伐,不惜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恫吓。这种道德恫吓就不仅是对着中共政权来的,也是对着所有中共党员来的。而在实际上,当下中国的党与非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经不是黑白分明了。许多中共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并不比非党员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讨伐和恫吓,必将使道德批判沦为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陶醉。而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扩大了对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对手。 

对于中共的多元结构,对于中共未来的复杂演变,强调下"政治切换主义"也许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党员中的大多数,对于中共内部存在的很多板块,民主化并不是他们的灾难, 而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切换,并不威胁他们的合法利益.集结在中共这个名下的繁多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仅仅以"民主障碍"的单一角色参与未来的民主化大戏。

因此,站在民间的立场,与其没来由的高调宣称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个恰当的姿态面对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不搞无差异式的道德推销,而是聚焦目标,集中抨击中共的独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把握来锻造新的政治行为模式,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选项,推动中共的理性化和规则化。 

第四个问题:中共政治领导层会有哪些动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转变和内部结构性冲突之外,我们可以把中共新领导层可能的政治动作纳入考察的视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民主,那么很明显的,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主导权,而这个改革路径与民主体制下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来源信道是相悖的。基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 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政治主导权在技术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即使这些困难都不存在,那幺在政治体制改革贯彻执行过程中,必然也会被中共内部层层利益团体所扭曲而远离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如何维系中共的一元统治,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大约从来只有一种粉饰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学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敢于宣称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

中国已经不需要戈尔巴乔夫之类的人物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来回应民间相当普遍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情结"。很多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基于中共一股独大的事实, 往往期望中共内部出现一个强势的开明领导人,他能主动进行变革, 以降低政治转型的难度和社会成本.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今天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并且,在我看来, 这种情结本身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经济自由化变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压力之下的回应性等特点,在在证明了改革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戈尔巴乔夫曾经给当年苏联带来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戈尔巴乔夫了。
中共正在淘汰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个有趣的追问是:戈尔巴乔夫来不了,会不会来一个卡斯特罗之类?也就是说,中共高层中能否重新出现一个比较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这种问题近乎荒诞, 但是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人,有这个担心并不奇怪.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认上述对中共演变的描述,那幺对以中共名义存在的利益集团综合体本身来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无疑也是现行中共的最大威胁。所以,除非这个共产主义者是神,否则的话,他很快就会被现有的权力体制所淘汰.

中共内部会冒出呼应民主化诉求的叶利钦人物

为了维护权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关键权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号的确立,对政治对手的打压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例行程序……但这些例行程序要贯通中共整体的困难越来越大。随着中共各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对这些例行程序的抗体也越来越强大, 而在内部政治角力的过程中,那些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又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里总会剑走偏锋,回应公众的民主化诉求,公开向社会借力以获得政治优势。于是,政治变革的叶利钦模式将重新上演。戈尔巴乔夫久侯不至,而叶利钦不请自来,挡也挡不住。这是权力斗争的内在逻辑.

中共的叶利钦出场后会剑走偏锋,立刻实行转身和变脸

那幺,叶利钦出场后,这个庞大的组织将怎幺办? 其实很简单,当中共新的政治精英从中共这个机器中所能获取的收益小于他们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们抛弃中共就如同抛弃一件旧衣裳.

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在未来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共并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敌人,而只是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并不是体制外独有,一个失去了道义底气的威权政党,未来的任何转身或者变脸都不会让我们惊讶。

王五四:谁把花园的花朵做成了花圈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死了,而是一个人不想活了,更可悲的事情是,一个孩子不想活了。当我们还是孩童时,经常唱起一首童话般地歌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当我们成年后,也经常唱起一首歌:“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的确,当各种侵害孩童的事件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时,我们很难再唱起那首欢快的歌谣,如果我们的祖国真的是花园,如果孩子真的是花园里的花朵,那么是谁把花园的花朵做成了花圈?

贵州毕节四孩童自杀的惨案发生后,相关成年人的主要说词是这样的:孩子住的房子是十几万建的;家里还有3麻袋玉米大概有1000来斤;每个月会给孩子寄大概700元生活费;家里还有五十斤腊肉;房后有个猪圈里面养着两头猪;低保金账户还有3500元;学校和乡政府的家访次数是十一次;成年人总爱拿数字说事,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数字最能代表他们的业绩,也最能表明他们的“尽职尽责”,还能为他们赢得利益,只是在每一项数字背后我们分明读出了推脱责任,感受到了冷漠,他们看上去很忙碌,但没人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忙,在他们看来,有吃有喝的孩子怎么会去自杀呢?这实在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活着的。

当我们搜索“保护儿童”、“关爱儿童”、“留守儿童”等相关词汇时,会被各种研究、讨论、立法、继续推进以及各种温暖和关爱儿童行动的新闻所“感动”,这些新闻跨度时间很长,从1991年的《未成年儿童保护法》开始延续至今,原来,“保护儿童”的这些人一直默默无闻付出了二十多年,从我还是个儿童开始,到我都已经快有儿童了,只是直到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受害案例告诉我们,儿童们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层面的基础保护,虽然每年相关部门都要做几次“继续推进”和“大力保障”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态度很好,活儿不行。

对于悲剧的发生,我们经常会听到当事官员这样的表态:非常痛心、十分惋惜、深感内疚,一定深刻吸取教训,采取具体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浓浓的官爱民,当然民也爱官,这次事件很多民就说过类似的话:孩子死了跟官员有什么关系,政府有什么责任,明明是家长的责任,不理解官员为什么要受处理……,浓浓的民爱官,这么和谐的官民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一定羡慕嫉妒恨,在他们那,屁大点的事民众就要嚷嚷着找政府,在我们这,死几个孩子,我们都能化悲恸为爱官的动力。孩子没教养,跟父母的溺爱有关系,官员没教养,跟民众的虐爱也有关系。

针对戕害儿童的事件,还有一种民的声音也很嘹亮:“现在的大环境就这样,都是人去适应环境,难道还要环境来适应你啊,生活不如意的,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所以努力想法子挣钱才是王道。”,听完这番话,我确实要努力挣钱了,多赚点钱把孩子送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里,在傻逼和苟且者浓度高的地方生活太危险了。在美国,抱歉,又提美国了,当一个儿童权利受到侵害时,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社会福利机构、司法机关都会快速高效的运转起来,请看清楚,是运转起来,而不是纷纷表态,我们是如何做的呢?官员表态会继续努力,民众表态理解支持,所谓的公益组织表态要多送几次温暖……,不管在哪,在儿童的基本健康保障、基础教育的提供等方面,政府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间自发的解决机制只能作为多元化的补充,并不意味政府责任的解除,况且只有拥有强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出手才能更快更广更高效的解决问题,但现在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所谓的“公益”行动中,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被众多公益人士公益了十年依然还是个贫困的小山村,山村的贫困问题没有解决,“公益人士”的抒情问题倒是解决了,他们每次都会被自己感动的无法自拔,泪水流进了脑子里,他们的脑子或许很难理解,公益组织或者说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督促和监督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和执行相关政策。

以前有个笑话,说七岁的男孩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他们有好奇心,行动力和破坏力,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现在看来,真的是个笑话。在儿童的世界里,有人负责送命,与此同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人负责表态,有人负责抒情,有人负责推脱,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井然有序,听说自杀儿童的父亲找到了,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大概是井然有序地用键盘逼孩子的父亲去自杀吧?只是,你们不配,留守儿童的父母,他们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付出太多,牺牲太多,他们的孩子,即便没有死亡,也只是牺牲品中的一个,而你们,却得尽了便宜卖尽了乖。

城乡之间的二元壁垒,不是那些貌似含情脉脉的口号和关怀就能消除的,不是送几个书包加一顿免费午餐就能逾越的,农民要的不是施舍而是公平,他们也不需要你们冠以“单纯朴素吃苦耐劳”,稍微不满反过头来还要拿这个指责他们“农民只是貌似忠厚”。1949年以后,政府强力推行“二元户籍”制度,为的是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农业户口要想变成非农业户口,只有通过招工、当兵、上大学才能实现。社会发展这么多年,农村的总体状况不仅没有发生改变,城乡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民又变成了农民工,城市建设他们可以参加,但制度层面却拒绝从根本上容纳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只能在老家当“留守儿童”。你能看出这些农民工没有学历、没有能力,甚至还能看出他们没有教养,可你却看不出他们的牺牲和无可奈何,这是一种病。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凄惨的事情,然而无论有多么凄惨,最终的苦难只是留在他们父母心中,而我们,会在各种表态中继续活着,今天,贵州省政府的表态到了:要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少一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做到政府尽责、社会尽力、彻底发现………

燕薪律师:本人首次会见屠夫吴淦情况通报

经过十天漫长的等待和波折,本人终于在今天(2015年6月8日)上午十点会见到了“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先生,会见持续了一小时,至十一时整结束。现将整个会见情况做完整通报。
     一、会见前 


    虽然会见时间是由永泰县看守所提前确定,但会见前所方的安排仍如临大敌一般。所有手机等通讯工具及手提包均必须存放,甚至一片纸一支笔都不得带入会见室。所方已提前准备好了白纸和签字笔,我只能用他们提供的纸笔,且会见笔录不允许找吴淦本人签字,所方称你自己做个记录就行了。本人去过几十家看守所,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热情周到的服务,因此深深为这种帮助律师节约纸笔的精神所感动,感谢所方让我实现了两手空空会见当事人的中国梦!
    二、屠夫案程序及个人状况简述
    1、27日晚刑拘,28日一早由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特警、厦门公安、福州公安一行多人分两辆车将其从南昌押回福建,先是带到福州市公安局办案中心,在那待了一天后于当晚被带至永泰县看守所羁押至今。
    2、羁押监室为永泰县看守所1监室5号,该号共关押9人,监室较宽,睡眠无碍。
    2、从27日晚刑拘至今,共做笔录29次。
    3、屠夫案专案组人员众多,估计有数十人,因为会不断增加新面孔,且做过笔录的警察就将近十人。人员构成方面,有省厅的,有福州的、厦门的,还有泉州的。
    4、基本上每天讯问三次,上午是从8点多9点多到11点多,下午从2、3点到5点多6点,晚上从7、8点到11点左右。有固定的讯问室,并且还专门安装了空调。
    5、讯问内容几乎涵盖历年来屠夫参与声援和围观的所有公共事件,包括庆安事件,以及各种宝典、募款、行为艺术、屠夫微博和推特等。
    6、核心讯问基本已告一段落,近期讯问主要以攻心为主,各种骗哄吓。
    7、睡眠时间能够得到保障,夜里无值班,饮食也很适应;身体状况很好,精神饱满,情绪放松,会见期间常有笑谈;唯因超长时间讯问长期久坐致屁股上长红疮,且因吃饭不准时导致近期有些拉肚子。
    8、对办案律师人选已做具体表态,对律师接待等后勤保障方面也已做适当安排。
    三、屠夫本人对案件表述:
    1、对于被拘,之前就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因此完全能够坦然面对一切。
    2、历年来所参与的公共事件,从邓玉娇案、钱云会案、昆明小学生案、夏俊峰案,到这次的庆安事件,屠夫从来都是把自己挖掘到的真相不经加工的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公众去评断,以逐渐还原真相,比如对钱云会案的出警视频,以及庆安事件中对官方有利不利的所有证据,都只是做一个事实呈现。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受损,不是因为屠夫造成的,是因官媒和政府不公开、不透明所导致的。
    3、对官员的谴责批评,包括行为艺术的表达,以及对公权力的质疑,都是个人的表达自由,这也是西方文明国家的通例。屠夫跟这些官员并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而是因这些具体负责官员确实有违法违纪行为。政府不去反思自身的问题,却老羞成怒,想以治罪和牢狱的方式试图挽回公信力和权威,是非常荒诞的。
    4、屠夫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对自己很有信心,如果屠夫有出现在电视上认罪、道歉、悔改,都肯定不是完整视频而是经过剪辑的,都不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其它任何媒体上的认罪、道歉、悔改,也是这样。
    5、屠夫心态很好,现在是将自己的案件当成行为艺术来看待,同时这也是一部电影,这部荒诞化、娱乐化的电影已经开拍,自己已经进入角色。
    6、对于政治迫害案件,屠夫一贯反对去政治化、去敏感化,对自己的案件当然也不例外。
    7、感谢所有关心自己的公民,感谢律师团的律师,向外界所有关注屠夫案的朋友们表达问候,并希望更多的公民和律师加入公民团和律师团,继续持续声援屠夫。谢谢!
    四、几点观感
    1、官方选择永泰县看守所作为屠夫的羁押地,可谓煞费苦心。该所离福州市区路途遥远,且该所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去往该所必须穿过一个小村庄,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到达。可谓一车挡路,则万人莫至。
    2、官方打压屠夫,是非常不明智的,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至审理,必然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屠夫案及屠夫案中所涉及的所有案中案的证据、信息,必定要经受民众的检验和检视,而随着官方的谎言被一个个戳穿,其不但无法达到污名化屠夫的目的,恐怕自身的公信力将更加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3、屠夫及其开创的杀猪模式,将指向的对象由抽象的权力整体,导向零散的权力个体,这种刀刀见血寸寸割肉的方式对极权而言,不啻是一种凌迟刑罚,其杀伤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一在道德上虽不尽完美却极具威力的方式,在专制的铁幕上划开了一道道缝隙,人们才得以穿越黑暗,一睹由缝隙间射入的道道光芒;人们才得以逃离窒息,稍稍呼吸几口缝隙外的新鲜空气。谁能说,这些小小缝隙所带来的微光和空气,不会孕育出自由中国的美好未来呢? 

李方平:看守所首见屠夫花絮

会见屠夫那天恰逢敏感日,福建永泰看守所特意安排在10点,进去时还提示11点就下班。我们两位律师推开会见室进去时,屠夫马上躬腰站着眯眼辨认。当听到我们叫他的声音,他激动的说:“是方平”、“是王宇”,然后大笑起来。铐在审讯椅上的屠夫还身穿全世界反对者酷爱的“V字复仇队”文化衫,我们还没落座他就摇头晃脑的说:“我写的东西,被他们收走了,说要审查”。短短不到一小时的会见,我们都被屠夫的乐观、诙谐、幽默、温情、执着、坦然和担当的性格和心态所感动。原本我还一直牵挂担心庆安被拘的同仁,瞬间好像突然平静下来。会见花絮我也记录与大家分享。 


    
    1、阵势庞大的专案组。
    
    5月27日晚十点,福建来了一批特警把我从南昌拘留所带回福州,28日关到永泰看守所。为我屠夫一个人的事,省里成立了专案组。短短几天提审我的警察就有十几个了,有省厅的、福州的、厦门的、泉州的,阵势很大。
    
    2、没有预料、但很释然。
    
    我还是有预期的,没想到是这次。屠夫挑战官府这么多年,早晚要面对,也必须要面对的。我没有一丁点儿愤怒,进来了反而很释然。为不公不义的事,奔波这么多年,终于进来,权当放松自己吧!屠夫现在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保持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3、不惧抹黑,反视荣耀。
    
    屠夫对刑拘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公安报、人民法院报、环球时报、央视的报道一无所知。听完律师转述后,他有些错愕:很可笑,没搞错吧?屠夫多年的所作所为,自有网友评判,官媒有什么资格评判?屠夫会因为你们的污名化就能贬损?如果有,只会让屠夫更加感到无上荣耀!
    
    4、粗中有柔,俗中有雅。
    
    问家里有什么交代时,屠夫的粗放表象立马逆转,透出深深的温情。他和太太彼此以“猪猪”、“娃娃”相称。吴太太带话说:“猪猪你还好吗?”、“是不是变苗条了呀!”“想你猪猪~亲亲”。屠夫要我们转告:“娃娃,想你和小娃娃”、“娃娃,你要看下脚和胃,不要拖了!”。
    
    问:需要带点什么?答:老游和我表弟存的2000元收到了,给我送点哲学、唐诗、宋词的书进来。
    
    李方平于2015年6月7日

王五四:感谢你无数次洗过,那么肮脏的地板

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斧头帮大哥十分任性,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也不讲究环境卫生,溅得到处都是鲜血,警察则躲在办公室不敢吱声,杀完人后斧头帮的小头目冲着警察高喊“警察,出来洗地了”,这就是洗地的意思。把肮脏的地板擦得锃亮,把悲惨的事情搞得感人,把心中的愤怒揉成一颗感恩的心,这就是洗地,在东方之星这艘沉船上辛勤清洗甲板的媒体,你们辛苦了。
    
    距离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已过去近百小时,据官方报道,截至6月5日凌晨,遇难人数上升至82人,14人生还,仍有300余人生死未卜。说是生死未卜,其实大家都知道结果是如何的。虽然表态声不绝于耳,“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不漏掉一个舱位,不漏掉一个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我们一起,为生命祈福,愿逝者安息!”,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姿势,对于结果的改变几乎没有作用,小姐呻吟地越动听就越虚假,只是想让你尽快完事滚蛋。
    
    不得不承认,这国人都很善于活着,特别是在亲人死了之后,擅长在逆境中活着,即便悲伤逆流成河,一眼新闻联播之后也会鲜活如初,哪怕有重症患者,再来一眼人民日报也能活蹦乱跳,或许真以为死去的人“纵做鬼,也幸福”。这是一种自保,也是一种无奈,我看过太多无助的眼神,面对这类事情除了装作或者真心感谢政府,还能干些什么?这次沉船事故的家属,有多少人在讨说法时被警察像狗一样拖着带走,他们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只有机器人般执行程序指令。
    
    可即便像狗一样活着,也不能让人像猪一样侮辱。《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不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是怎么想的,能写出这么一篇“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报道,在人家的葬礼上你写谁最帅谁最美谁哭得声音最大,合适吗?有时候真希望“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你们报社。
    
    新华社湖北分社梁相斌等人的“真情真爱”报道更是催人奶下:《生命大救援——长江“东方之星”游轮救援记事》,“江水无情,人间有爱。“东方之星”游轮1日夜翻沉长江后,在长江大风大浪中持续进行的国家救援行动,谱写一曲万众一心的壮歌。”,梁社长,这段文字的语病我就不具体指点了,可说好的“客观报道”呢?“事实真相”呢?“义不容辞的责任”呢?记得你在去年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报道事实真相是新华社在全世界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江水无情,你的报道也很无情,人间有爱,但不是你这样的虚假做爱。记得2011年网上疯转着一份“关于解决新华社湖北分社领导一行到洪湖调研接待经费的请示”,当时就是梁社长领着去调研的,两天八个人申请四万的经费其实一点也不贵。
    
    说起令人感动的人间真情真爱,梁社长可参考这个报道:18岁的小马和女友小陈到合肥游玩,过了两天,手上的钱就所剩无几。男孩子马某萌生抢劫念头,女友不放心要跟男友一起去,男友觉得女友的脚伤没有完全好,让她等着。出门前女友送上叮嘱,“合肥监控探头多,抢劫前买个口罩戴上”,“抢劫后往小树林里跑”······
    
    王五四:感谢你无数次洗过,那么肮脏的地板

    
    令人感动的还有澎湃新闻的报道《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说真的,写的是真的感人,“这些潜水员的名字,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但我记得他们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泪水。”,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你知道了吗?你记得死难者家属的泪水了吗?没有问责,没有质疑,没有引咎辞职,只有歌颂、赞美、感动、温情,可这些含情脉脉为什么让人读起来感觉刺骨的冷。
    
    《新京报》的朱学东说,“灾难事件是人类无法回避的一种生存状态。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就是要通过披露还原事件过程,呈现关怀,警示世人。······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对消逝的生命的追怀,也已经成为媒体人突破阻力,尽可能向读者呈现灾难局部真相、铭刻记忆的一种努力。”,我认同这个说法,记得在前几年,媒体人还在讨论对灾难中遇难者的报道该如何掌握尺度和分寸,以免给家属和其他人带来二次伤害和心理不适等,现在倒好,干脆不报道了,不但不报道,反而开始制造温情气氛,烘托宏达壮观的国家救援,说好的新闻报道操作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呢?说好的严肃媒体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呢?曾经,澎湃新闻给自己的定位是新闻与思想最大的平台,现在有趋势成为新闻与思想最大的保洁平台。
    
    在美国,抱歉,又是这个让爱国青年恨得牙根痒痒的国家,灾后心理治疗已作为一种基本服务项目纳入民众的医疗保健体系 ,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灾难事件,美国紧急救难总署会提供巨额资金召集心理医生和社会志愿者为民众提供免费心理服务,比如911恐怖袭击以后,总署拨了数亿美金为每个民众购买了三年的心理咨询服务,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做得更优秀,灾难刚一开始,有些媒体就开始给你们进行“心理干预和治疗”,不光是媒体,也有很多“社会志愿者”在网上给民众进行心理疏导,他们或是双手合十或是点燃一根蜡烛,搞得人间满满爱,世上萌萌哒,会写点东西的“志愿者”更是不辞辛苦,笔耕不辍写下诸如:“一个十四亿的大囯,总理放下百忙之中的手中工作亲赴现场;世界最大的蓄水工程为此蓄水减少产能;数千军警为此日夜奋战在前线!只有强大的祖国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请为祖国点赞加油!”,面对这样强大的话语,即便亲妈死了你都不好意思不露出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不知为何,每次看到“家属情绪稳定”,我都不寒而栗,害怕自己连悲伤地权力都没有了,这次同样没有看到“情绪激动的家属”,甚至没有听到悲恸的哀嚎,只见满屏的感动和颂歌,只好再次表示感谢,感谢你无数次洗过那么肮脏的地板,感谢你无数次装过那么高冷的碧池。有时候,我们只顾感动,却忘记了悲伤。
    
    都是风的原因,判风死刑。

我已习惯与恐惧同睡一张床—慕容雪村访谈录

批林批孔那年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省的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原名郝群,十四岁迁居于吉林省,十八岁时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去到四川省成都市。这种出生与成长的多重生活空间背景,显然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积累。“二十八岁那年偶然手痒,写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此书畅销逾百万册,被翻译为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越南等多种文字,多次改编成电视剧、话剧、电影。二○○九年的最后一天,已经以慕容雪村闻名于互联网的他深入江西上饶一传销团伙二十三天,然后以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解析传销骗局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因而在二○一○年十二月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的“特别行动奖”。从此,慕容雪村便广泛涉足于公共话语领域,并成为中国最大胆敢言的著名公知之一。

近年来,慕容雪村越来越令当局头疼与恼火;但另一方面,他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并成为年青一代所热爱的偶像级自由作家,其新浪微博账户拥有近四百万“粉丝”。

凡是人民喜欢并热爱的,当局必定会不待见,其结果也必定是这样的:

二○一三年五月,慕容雪村的新浪微博被莫名注销,接下来,其腾讯、网易、獀狐等全部墙内微博帐户亦被注销;其多部作品在变成正式出版物时惨遭官方审查机器“手术阉割”;再接下来,则被“喝茶”、被“维稳”、被成为“国家的敌人”。

每年的“六‧四”我都会谈它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再过一个月,就是六月了,六月四日,便是“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六周年的祭日。你若不介意的话,我们将以此事件为切入口展开对话,好吗?

慕容雪村(以下简称慕):好的。

戈:我早就注意到了,你推特账号的背景,用的是当年“六四挡坦克人”王维林的照片;而你的个性签名,则是“让石头开花”。“六四大屠杀”发生时,你才十五岁,是什么原因所致,你对此事件如此耿耿于怀?

慕:去年五月,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讲了天安门屠杀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对我来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像是一个渐渐醒来的梦。事件发生时我只有十五岁,在中国东北一个深山中的小镇读初中,据说曾有大学生到这里刷过标语,但我没有亲见,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来自CCTV:那些请愿的青年学生都是反革命暴乱分子,刘晓波是卖国贼,解放军一直保持克制,不仅没向人群开枪,有些还被活活烧死……”

“在那时,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甚至还会感谢当时的政府和军队,正是因为它们,我们的国家才没沦入暴徒之手。但是渐渐地,这整个事件都开始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却,电视和报纸不再讲‘镇暴英雄’们的事迹,中宣部编发的《动乱真相和精英们的真面目》也悄悄从书店里下架。在大约三年时间里,再也没人跟我谈起天安门事件,人们忙着求学、升官发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一九九二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在那时,这个学校有一股自由的气息,在宿舍里、操场上,常常有人谈起天安门事件,而且已经演绎出多个不同版本,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一九八九的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意义。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也读过许多境外的文章,我相信,每个良知尚存者都不会对这样的事件无动于衷。大约从二○○九年起,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会尝试在网上谈论天安门事件,但这并不容易,哪怕是最温和的语句都会被瞬间删除。但我相信,这样的抗争——发帖者对删帖者的抗争,弱者对强者的抗争——绝不会就此停止,我们不能说这有多么勇敢,事实上,它相当懦弱,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良知尚存,证明死难者没有被所有人遗忘。

我自知并不勇敢,但是……

戈:去年“六四”那天,你的多位朋友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搞了次座谈会,会后有多名与会者被捕,其中的浦志强律师仍在狱中;当时在海外进行文学交流的你,却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加了此聚会,可否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发生后你的反应与表现?

慕:我当时在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大约是五月六日的下午,我在微博上看到他们被捕的消息。有那一瞬间,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愤怒。接着看到清华大学的郭于华老师说她要自首(原话记不清了),我一时头脑发热,就跟着回复了一条,说我现在身在国外,希望当局给我两个月时间,一旦我结束在国外的工作,就会回国投案。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里,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戈:后来呢?

慕:悉尼大学的工作结束后,我去法国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议,然后又去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整个旅途中,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件事,说实话,心里很害怕,而且时时会感到后悔,觉得自己不该说那么鲁莽的话。

我于七月二日返回北京,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许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劝我慎重,不可贸然行事。一位朋友问我:你知道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是怎么回事,为何还要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勇敢?

戈:你觉得勇敢吗?

慕:我知道自己并不勇敢,在那四天里,我常常难以入睡。几年前,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凄凉、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曾想过放弃,但渐渐的,另一种愤怒涌上心头,我恨自己的懦弱,也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凭什么肆意逮捕我的朋友?既然这些朋友都被抓了,我又何必为了这一点点恐惧中的自由而忍气吞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已在微博上、在《纽约时报》上说了要投案,这差不多可算是对全世界发誓了,一向以男子汉自居的我,又怎么好意思自食其言?

戈:自食其言的确非男子汉所为……

慕:七月六日,我在微博上发了封公开信,信很短:

我绝不认同对他们的逮捕,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特别优待。我和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不可置身事外。我现已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自此投案书发布二十四小时内,我会在海淀区自己家中静候,来者请带齐相关证件。超过二十四小时,请提前电话预约。

自二○一三年五月我第一个账号被注销以来,我又相继注册过七个,每次都没持续太久。这次用的是第九个账号,在大约一小时之内,这条微博转发了八百多次,被近六十万人阅读。然后账号再次注销。某位不知名的人士冒我之名注册了个账号,也发表了上述内容,结果并不意外:同样被删除、被注销。

戈:呵……挺有喜剧感嘛。

慕: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两天后,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做了大约八个小时的询问。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也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戈:去年悼念六四死难者而被捕的浦志强律师与当年的学运领袖于世文至今仍被关押在狱中,你对习近平当局打压他们两位有何看法?

慕:浦志强是我师兄,也是我的好友。于世文我从没见过,说来惭愧,我对他的事迹了解并不多。更让我惭愧的是李旺阳,直到他惨死几天之后,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曾遇到过许多当年的学生领袖,他们当时不在北京,也没被媒体关注过,但他们大多都经过牢狱之灾,有过一段艰难困顿的生涯。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遭受迫害,甚至不知道都有谁死于其中。这是一笔良心债,你、我和更多的人,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对他们有所亏欠。

我并不觉得当局有多么重视天安门屠杀,浦志强和于世文确实遭受迫害,但同时被迫害的还有许多不同的人。作恶者不会时刻记着自己做过多少恶,我们只能祈祷青史有眼,同时尽可能记下这一切,并期待未来的公正。

闲话母校与中国作协

戈:浦志强律师不仅是你的校友,而且还是八九学运积极分子,而你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那一年不仅出了自杀身亡的著名诗人海子,而且还出了因六四而流亡的吴仁华老师,母校与“六四事件”和你后来的写作活动之间,有什么精神联系?

慕:我读书时,中国政法大学算不上一所积极的大学,它远在昌平,进趟城要花上一两个钟头,老师们对教学也不是很热心,学生们大都活得散淡自在。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难得地保留了一点自由空间。我至今都感谢这所大学,不是因为它教过我什么,而是因为,它真没教过我什么。

戈:前不久,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公开在网上揭露文坛黑幕的事件震动了互联网,你也在网上发表了评论,而且一直都拒绝与官办作家协会为伍、拒绝加入作协……。

慕:与其它政府机构相比,作协算不上什么大恶,它手中也没多少可以作恶的权力,拿它来说事,多少有点“拣软柿子捏”的意思。

但也不能因此而体谅甚至同情作协,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间,这个机构做了不少为虎作伥的事,天安门屠杀后,现任作协主席,当年的河北文联主席铁凝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镇暴”;在谷歌被墙之前,它站出来谴责谷歌的“文化霸权”。在许多事件中,这个机构都不吝表达它对党中央的拥戴之情。

作协章程说得很清楚:作协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根本就是对文学和作家的侮辱。我能够理解那些加入作协的前辈,因为他们当时确实没太多选择。但在今天,面对这样的章程,有骨气的作家应该表现出自己的尊严。

作协是中宣部下属机构,像方方这样的作协高官,似乎也可视之为宣传干部。当一个宣传干部公开说某职称不该给张三,而应给李四,我没啥别的可说,只能发出嘲笑之声。

未来几年会更加黑暗

戈:你对习近平的执政走向有何评价?换言之,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何看法?

慕: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或许会经历一段艰难岁月,但我相信,中国终有一日会实现民主。对独裁者而言,民主是挡不住的潮流,你或者打开堤坝,随之游向更广阔的海洋;或者看着洪水决堤,溺死于万丈深渊。

戈:你去年这个时候在《纽约时报》写道,“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今天,当你面对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倒向当局怀抱的中国政治现实时,你还坚持这一乐观的判断吗?

慕:对个体而言,十年已经很长;但对历史而言,十年只是一瞬。最近两年确实黑暗,而且可以断定,未来几年会更加黑暗,但还是应该看到,在黑暗之中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对网络持续不断地打压和恐吓,反对声音消失了吗?没有,一部分人的声音甚至因此而愈发勇敢;抓了那么多人,街头抗议减少了吗?虽无准确数字,但看看外媒报道和推特上的消息,大多数抗议者都没因此而退缩。

是的,我们不一定会看到天亮,或许最终还是要死于黑暗之中,这让我们的人生显得极为不幸和悲伤。但我依然怀有乐观,去年六月和十月,我在悉尼大学和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做过几次演讲,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不能说中国人已有了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但我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艰难地醒来。我也不能肯定这种觉醒会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但我相信,醒来的人将不会再甘心情愿做极权的奴隶。墙一定会越来越高,但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心灵。

戈:据我所知,目前已有若干持异见立场的作家或艺术家在盘算如何逃出中国,而你却说“我是一个小说家,我的母语是中文。我应该留在中国”。面对毫无规则可言,而且随时都会身陷囹圄的中国言论环境,你还会坚持下去吗?

慕: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坚持发言,在未来几年内就一定会被逮捕。我确实害怕,但我还是不想做个流亡作家。坐牢很痛苦,离开自己的语言也很痛苦,我不知应如何选择。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够坚持多久,我是否有勇气经历余杰、高智晟和李旺阳们经历过的那一切?我是否能够忍受像浦志强、郭玉闪和夏霖那样的生活?坦白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警察何时会上门,或许在一年之后,或许就是下一分钟,我已习惯了与恐惧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无论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地留在中国,去观察和记录这个奇特而荒谬的时代。

《动向》2015年5月号 作者: 戈晓波

张铁志:野心中国的末路狂欢

高速公路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命脉,也写尽底层民工的人生。

croad

 

 

 

 

 

 

 

 

 

 

 


 

 

 

 

 

 

 

(图为年初发生在贵州遵赤高速公路坍塌事件,3位民工丧生。)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是对当代中国的精确描述吗?

是也不是。

欧逸文在此书中,认为当下的中国是一个「野心时代」(这是中性的字眼),而这个时代有三种主角:追求财富的各种企业家、追求真相的记者或异议者,还有追求信仰的信徒。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阻碍,但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追求的确定义了这个时代。

他说,「四十年前,中国人民事实上没有取得财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因为政治及贫穷,这三件东西无由取得 一个世代内,这三种东西他们都有管道取得,而且还想要更多。以往几乎全由他人操控的东西──比如决定到哪儿工作、旅游、嫁谁娶谁──中国人民已能自由掌控。只是随着那些自由的扩大,共产党不断采取步骤来加以适应。」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写了三种人的野心,却没有写最大的野心者: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执政党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真理和信仰的垄断野心,对于强兵富国的欲望,扼杀了人们的追求。(欧逸文确实在序言中说,这些故事是人民的渴望与集权主义的碰撞,但后者如果用他的「野心」概念来描述,或许更恰当。)更细致点分析,党国的野心鼓励并且释放了民间对财富追求的野心,但是压抑后面两者,而这些分析上的差异,在本书中都被模糊了。

(纽约客作家欧逸文作品《野心时代》,书写在中国三种人的野心。)

无论如何,翻读本书,确实让我心情激动,因为这是一个我熟悉的中国。但在2015年的此刻,我觉得那个野心时代中这个熟悉的中国似乎正逐渐消失。

对财富的追求当然不会停止,毕竟这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动力。

但对真相的追求却似乎越来越微弱。书中的主角们,艾未未被噤声了,韩寒不做公共发言了,陈光诚去了美国,刘晓波在监狱,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倒是依然健在。

欧逸文所在的中国时期,05年到12年,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对外崛起的巨大身影,伴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烈爆发;从博客到微博,民众取得新的发声工具,在残缺的公共空间中努力发出各种声音。

在那几年,我们会看到房屋被拆迁者自焚的消息而为之心酸,我们会看到大连和其他地方居民为了环境走上街头而觉得兴奋,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陌生的地名字因为抗争跃入公共视野,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重大公共议题纠结着人们的心情。(在那几年,我个人也透过推特和网络保持密切关注,并且在台湾媒体上大量书写这些事件。)

但现在那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公知与网络大 V被沉默了,媒体被整肃,维权者被消失,曾经活跃的公共领域在这两年几乎彻底崩塌。

一切曾经剧烈的变动现在都已烟消云散。

欧逸文「野心时代」其实是一种人民的「中国梦」,不论这个梦是财富、真相或者信仰,只是当如今真正进入号称「中国梦」的时代,却只剩下一种中国梦。

(飞旋的雅西高速公路,被喻为「逆天的工程」。新华网)

相异于欧逸文全景式角度,另一种凝视中国的视角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在台湾出版的著作「大路」。这本书是他记录老家湖南一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兴建故事。他在湖南省怀化市东北角的小村镇「中伙铺」──这个名称代表这里是一条千年前古老驿道上的一个小村庄──蹲点三年多,和筑路民工一起生活,并记录下这条公路底下那些劳动者的故事。

面对有人质疑他为何在此拍片,他给了一个聪明的主旋律的回答是:「我想通过纪录一条道路的修建过程,来表现公路建设者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劳动风范。」这个答案让他可以获得当地干部和工人的信任,因而深刻地刻划了他们的生活。

但他当然不是来颂扬伟大的公路。「中国正处于从农业时代转型为工业时代的某个阶段,粗糙、庞大、野蛮,这个时代的卷标是钢筋和水泥。」张赞波说。的确,没有比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建造,更能象征中国当下的时代精神。在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甚至主张「弯道超车」,他说要想领先对手,必须在大家都拐弯减速之既,加踩油门抢道胜出,越是危险,越是有机遇。在高速公路开工仪式上,主席台背后宣传版上写着:「加快富民强省,实现弯道超车」。

到2008年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车总里数超过六万公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中国官方对此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豪,「大路」也引述了许多网民在网上表达的骄傲感,认为这就是「中国崛起」。

在这本精采的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底层工人的辛劳,不受保障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看到政商利益的纠葛、利益集团的腐败,看到党的力量和意识型态教条的无所不在与荒诞可笑,也看到大规模的征地和拆迁──官方把拆迁当做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征地拆迁攻坚战」,但他们所呈现的结果是「和谐拆迁」。

当高速公路带来更多发展与经济成长,许多人不但分享不到那些财富与光荣,而是只让他们的血和青春被快速的车子碾压过去。不过,张赞波不只是义愤填膺地站在底层工人这边,去政治正确地指控掌权者;他比较是娓娓道来那些底层民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奈,他们的贪婪与虚无,他们对暴力的漠视,以及他们如何努力活着,追求他们的「中国梦」。

书中当然也有明眼人。一个唐老师在三杯酒下肚和小张说,「现在这个国家一切向钱看,为政者只顾自己,底层者麻木不仁,传统丧失,道德沦丧,如果还不改变的话,所谓的盛世就是末路狂欢。」他甚至认为古代的驿道很好,在现代的高速公路,「只要上了车,就身不由己,没有了过程,只有起点和终点。从人生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最大的丧失,就是丧失了整个过程。」

书的结尾是公路建成之后,民工离开了这里,有人继续去下一条公路打工,有人尝试不同的事业但失败了,只能不断延着各种公路,在中国崛起的灿烂背影下,四处寻找生活的希望,追求微小而脆弱的梦想,生活下去。

在故事最后,张赞波接到朋友发了照片给他,在他老家邵阳火车站的宣传牌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这才是中国的「野心时代」。

黄宾:忆广州师友

我曾在广州待过一年,期间有幸认识许多令人尊敬的师长朋友。2013年,很多人进了监狱。为使遗忘不致太快发生,我想写一写与他们认识的一些往事。
 
2012年夏天我到广州求职,不久后经友人介绍,参加郭春平邀约的同城聚餐,那段时间全国好些个大城市都在搞同城聚餐活动,广州也不例外。记得那晚在一家河南餐厅,到场有二十多人,人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开始罗伯特议事规则,大家逐一介绍自己 及个人理念,之后就当前的几个热点问题逐次的发表个人观点。那晚大家谈了什么我没记住,主要的收获是第一次见到了很多一直仰慕却无缘见面的师长——野渡、唐荆陵律师、袁新亭 ,还有郭飞雄老师。
 
那之后我就经常参加广州这边的聚餐聚会,慢慢知道了前辈们从事的事情。像唐荆陵律师和袁新亭老师积数年之力一直在操作劳工权益、农村老人养老、非暴力不合作这三个议题,野渡老师写极权社会有关的思想评论,郭飞雄老师做街头行动人士和法律人之间的法律援助工作,仰赖郭老师的工作,很多人有了免费的法律服务。
 
郭老师威望高且不摆架子,能使意见不同的人坐在一起,甚至会调解一些个人矛盾。我有次看到郭老师试图劝解叶隐和另一位微博网友的骂战。后来听说郭老师进去了,广州几个圈子的人已经坐不到一起了。
 
那时候广州还有每半月一次在人民公园或黄花岗公园等公开场所的集会,我也去过几次。第一次在广州人民公园,陆续来了十多人,我记得有张圣雨、徐琳、刘远东,刘远东来的最晚,国保想制止他出门,但他还是来了。大家提议人到齐了先合个影,跟来的国保人员出来制止,抢了一个相机,张圣雨徐琳上前,大家一起动手又把相机抢了回来。
 
一番拉扯之后,大家情绪激动,有人开始喊“打倒共产党”,喊了几分钟大家觉得国保可能会呼叫一批人过来抓人,随后开始拐进旁边的地铁站离开然后找个地方吃饭。我则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在公众场合喊打倒共产党口号,担心接下来会抓人,惊惶之下跟他们告辞,独自回租住的地方去了。后来听说 ,他们那晚顺利地吃完了晚饭,没人被抓。
 
公开的集会不会一直如此幸运。我看到有倡导于13年元月2日在广州市中心中信广场集会,那天去了之后没看到有认识的人,广场道旁边站了很多特警。不一会儿有两个不认识的人一左一右抓住我胳膊,问“你是不是黄xx?”我回答是之后被塞进一辆警车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到派出所后看到欧彪峰、张圣雨、黄敏鹏等十来人在我之前已经抓进来了。
 
审讯了几个小时,几个国保跟着我到我住的地方,逼着我把行李搬走然后滚出海珠区。后袁奉初联系到我,说我可以去番禺区他那里住一段时间。
 
总体上来说,2012年广州民间虽有打压,但没有大的损失,相反,大家信心满满,准备在来年做更多的事。
 
13年元旦,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网上抗议广东宣传部长删改了他们的新年贺词,抗议的声音引起国内媒体人的同声附和,到了3、4日间,已经零星有人去了南方日报的办公院落外举着牌子抗议。5日晚间,我跟郭老师、袁小华、袁奉初他们聚餐,谈论到了当时南周的事情。
 
7日上午,实然有上千人(我不清楚谁发起策划的)到了南周大院外抗议新闻管制,以及要求民主。民主人士、维权人士、NGO工作者、市民、女权倡导人士、大学生……还有从杭州、武汉、长沙等外地城市过来的朋友,大家在那一天站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们太需要借一个导火索去公开表达政治诉求了。
 
南周事件之后很多人受到鼓舞,不止在广州,那段时间有多个城市的同道中人来广州交流取经。
 
刘远东准备发起一个抗争性团体,他在2月份给博迅投书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理念。几天后他和一班兄弟在广州街头拉横幅抗议中共外交盟友朝鲜的核试验,当时数人被抓,数周之后陆续释放,但刘远东一直被关押着,直到现在,两年过去了,他还在看守所,没有宣判。
袁小华、黄文勋、袁奉初、孙德胜开始巡回推动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后来一齐在湖北被抓。律师会见后,说他们遭受到了包括电击在内的惨无人道的酷刑。
 
南周事件之后又被驱赶了两次,居无定所间,袁新亭找朋友帮我租房子。后来有次他女朋友来北京出差,跟一位朋友去接站,她说起跟袁新亭的交往,袁新亭告诉他身高1米68,她觉得人很诚实,一般人可能会说1米70,这一点最打动她。
 
唐律师,快出来吧,我从你那儿借了一本圣经还没还呢;
 
13年上半年的大规模抓捕之后,出于恐惧,我基本上没有再参与街头活动。5月底去外地出差,8月份结束后发现广州认识的人中大部分进去了,遂索性离开广州。 
 
想念广州狱中师友: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孙德胜、黄文勋、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张圣雨!
 
求主保守眷顾他们,早得平安,早得自由!
 
黄宾 2015-4-21
 
原文链接:http://huangbin87.blogspot.jp/2015/04/blog-post_21.html

张雪忠:对高瑜女士的判刑显属枉法裁判

   今天上午(4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高瑜女士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悉,本案涉及的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去年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但其实,高女士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北京法院对她的有罪判决显属枉法裁判。现结合《刑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阐明理由如下:
1、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
在一个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党文件视为国家秘密,显然是一种党国不分或以党代国的错误做法。另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尽量将它的政治方针、政策立场、执政理念公之于众,以接受全体国民作为国家主权享有者的评判与监督。如果执政党将这些东西都当成秘密,则反而会让人怀疑,它自己的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是相违背的。
即使政党将它的某些文件视作秘密,也只有党员才需承担保密义务,但这一义务只是一种政党纪律。如果党员违反了这一义务,最多只需接受政党纪律处分,而无需接受国家法律制裁。非党员公民对任何政党的文件内容,则无需承担任何保密义务。
2、本案所涉文件也不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
依《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及第8条第3款的规定,政党的秘密如果属于”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亦属于国家秘密。
从上文第1点的分析可以看到,《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这一规定,显然有违党国有别的政治原则。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就是依这一规定的文义,本案涉及的政党文件也不属于国家秘密。
第一,这一规定作为法律规定,其中涉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是具体和可识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须是信息一旦泄漏,就会造成事实上可认定和可衡量的国家利益损失或国家安全恶化。绝不能将信息泄露产生的空乏和抽象的所谓”影响”,视为法定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否则必将致使国家秘密的范围变得毫无边界,并将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罚。
第二,这一规定中的国家秘密,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里的法定程序,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国家法律的规定,所进行的确定程序。政党或政党的任何机构,都无权自行将本党文件确定为国家机密。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高瑜女士的行为应不构成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

2015年4月17日

长平:一场演砸了的污名戏

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等理由抓捕不受政府欢迎的批评人士之后,通常都会接到若干媒体采访电话。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拒绝。但是,据当事人披露,湖南长沙警方在办理一起涉嫌性交易案件的过程中,先后安排七家媒体前来采访,并要求当事人认错,请求社会公众原谅。

这位当事人叫区少坤,人称“广州区伯”,因常年以拍摄、曝光、投诉等方式监督公车私用闻名遐迩,被认为“比市长还出名”。几天前他被人请去湖南游玩,沿途又发现两起公车私用,在微博公布并举报。随后,他被长沙警方拘捕,理由是“嫖娼”。

区少坤拒绝接受警方安排的媒体采访,但是警方对他的处罚决定书被公布在网络。这个文件上不仅有他的个人信息,而且描述了性交易案的发生经过。

这种曝光安排引起舆论的怀疑。网民改写成语说,“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用来讽刺当局以道德污名打击批评者。《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让更多的人相信警方设计“圈套”的说法。该社论称,“质疑警方为区伯‘设套’是非常轻率甚至荒谬的,无论这种质疑有多少社会心理的线索,在全面强调法治的今天都不应被提倡”。

这让人想起区少坤之前的一位“嫖娼名人”,定居北京的美籍投资人薛必群,网名“薛蛮子”。他在新浪微博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大V”,曾经发表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2013年8月,他因涉嫌“聚众淫乱”被北京警方抓捕。他的未经审判的“罪行”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反复曝光,并让他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忏悔。薛蛮子案件拉开了中国政府打击网络“大V”的序幕。

正当人们争议当局是否蓄意过度曝光薛蛮子案件时,《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替当局承认,“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辩解说“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抓住“政治对手”的问题,然后安排舆论大肆报道,甚至让当事人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公开“认罪”,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游街示众”。显然,它比广受批评之后叫停的传统游街示众传播更广,影响更加恶劣。

拒绝按照官方剧本配合演出

但是,“区伯嫖娼”案有了很大的变化。警方对区少坤的处罚决定书曝光之后,很多网民追究是谁披露了个人的隐私。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不得向外公布。拍照发布“决定书”一个微博账号被网民“人肉搜索”,网民呼吁对其予以惩罚。

拒绝配合媒体曝光的区少坤,走出派出所之后更进一步,指警方设计圈套。案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离奇失踪,更让很多人相信整个经过都是被刻意安排的。除了《环球时报》、《法制日报》等少数官方媒体之外,《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和《经济观察报》等市场化媒体及大多网络舆论都对区少坤表达了同情,网民更呼吁尊重个人权利,谴责警方滥用权力。显然,人们对这种污名手段感到厌恶,拒绝按照官方的剧本配合演出。

当然,网民和媒体的反抗是有限的。首先,区少坤不是异议人士,没有政治风险;其次,他得罪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再次,是微博曝光其隐私,而不是中央电视台令其认罪。目前,区少坤被广州警方带走“外出旅游”,不能随便接受采访。跟中国很多被监视、被软禁的批评人士一样,他只是从看守所换到一个更大的监狱而已。

尽管如此,人们以权利意识去反抗新型“游街示众”,仍然令人鼓舞。至少,当央视再次曝出谁公开忏悔,更多的人会视它为一个前现代国家的笑话。而且,人们看到被滥用的公权力可能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